阐述杜甫杜甫诗歌中地域文化特点

论文导读：的，必不能写出那种环境；在那种环境之下的，必不能跳出了那种环境，去描写出别种来。”杜甫一生游历了中原、齐赵、长安、陇右、巴蜀等不同地域，现存的一千四百余首诗，可谓是在漂泊中完成的。他的诗中映射着诗人所到之处的不同的地域文化特色。

一、杜诗中不同的地域景观杜甫的山水景物诗在杜甫一生所创作的诗歌中占有相

摘 要：杜甫一生游历了很多地方，青年时漫游四方，中年到京城求仕，后又客居陇右，晚年漂泊西南，现存的一千四百余首诗，可谓是在漂泊中完成的。他的诗中映射着诗人所到之处的地域文化特色，而不同地区的地域文化也对杜甫的诗歌创作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关键词：杜甫诗歌 地域景观 风俗民情 地域文化
一个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环境中，不同的地理环境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并由此造成了各地不同的风俗和传统。中国古人很早就认识到了地理环境对风俗民情的巨大影响，而生活在其间的人的心理、性格、气质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地理环境、风俗民情的熏染。《礼记·王制》云：“凡居民材，必因其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即论述了地理环境决定着一个地区的民俗风情。《管子·水地》中也说道：“齐之水道躁而复，故其民贪粗而好勇；楚之淖弱而清，故其民轻果而贼；……宋之水轻功而清，故其民闲易而好正。”认为一方水土产生一方人的气质、精神和品格。不同地域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对作家的性格、心理、气质与审美好恶的影响自然不同，其作品的也必然打上鲜明的地域烙印。这些前人也都有所论述。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认为：“大抵北人之文，猥琐铺敍，以为平通，故朴而不文；南人之文，诘屈雕琢，以为奇丽，故华而不实。”[3]茅盾在《文学与人生》中说：“不是某种环境之下的，必不能写出那种环境；在那种环境之下的，必不能跳出了那种环境，去描写出别种来。”杜甫一生游历了中原、齐赵、长安、陇右、巴蜀等不同地域，现存的一千四百余首诗，可谓是在漂泊中完成的。他的诗中映射着诗人所到之处的不同的地域文化特色。

一、杜诗中不同的地域景观

杜甫的山水景物诗在杜甫一生所创作的诗歌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这与诗人经历的地域环境和文化氛围是密不可分的。在不同地域中杜甫摘自：毕业论文范文www.7ctime.com
创作的诗歌也展现了不同的地域景观。
杜甫于开元十八年（731）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漫游，南游吴越，北游齐赵，过着 “裘马颇轻狂”的日子，饱览了祖国的大好河山，留下了许多诗章。“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望岳》），描绘了泰山的神奇秀丽和巍峨高大。“浮云连海岱，平野入青徐”（《登兖州城楼》）用博大的意象将登上兖州城楼所望见的壮阔的青州、徐州景物描绘了出来，展现了诗人这一时期的满腔抱负和雄心壮志。杜甫游齐鲁时，与当时的任城（今山东省济宁市）的主簿许某结为好友，曾与许主簿同游南池，并作《与任城许主簿游南池》一诗：“秋水通沟洫，城隅进小船。晚凉看洗马，森木乱鸣蝉。菱熟经时雨，蒲荒八月天。晨朝降白露，遥忆旧青毡。”据考，杜甫当年与许主簿所同游的南池在今济宁市太白楼前的护城河南岸。[4]杜甫用诗歌记录了所游历之地的胜景，为我们勾勒了一幅幅或壮丽或秀美的图景。
杜甫三十五岁时，自齐鲁归来，怀抱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来到长安干谒求仕。长安是唐朝的都成，是盛世的象征，也是有志之士实现理想的场所。在长安的杜甫也描写了帝都的阔大、壮伟之景。“阊阖晴开詄荡荡，曲江翠幕排银榜”（《乐游园歌》）写出了长安的繁华。“白顷风潭上，千章夏木清。卑枝低结子，接叶暗巢莺”（《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其二）写出了长安山林景色。
然而杜甫的理想和抱负却落空了。科举考试被当时的奸相李林甫所操纵，包括杜甫在内的广大士子无一人及第。之后杜甫旅食京华，生计渐困，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十年长安困守生活。杜甫在此期间创作的诗篇，更多的是以长安景色表现自己内心哀愁和民生疾苦之作。
“长安布衣谁比数，反锁衡门守环堵。老夫不出长蓬蒿，稚子无忧走风雨。雨声飕飕催早寒，胡雁翅湿高飞难。秋来未曾见白日，泥污后土何时干。”（《秋雨叹》其三）当时的长安遭受深秋久雨的侵蚀，庄稼歉收，粮食匮乏，房屋毁坏，民不聊生。诗中的所描绘的长安一片冷清，毫无生气，完全失去了往日大国之都的繁华热闹，呈现出一片衰败和哀愁，表现了诗人对自身经历的自伤和对百姓困苦生活的感叹。《曲江三章章五句》中“曲江萧条秋气高，菱荷枯折随波涛，游子空嗟垂二毛。白石素沙亦相荡，哀鸿独叫求其曹”，以“萧条秋气”、“菱荷枯折” 、“白石素沙”、“ 哀鸿独叫”几个意象写出论文导读：杜甫到达蜀地所创作的许多诗篇中也反映了蜀地独特的风俗习惯。如《观打渔歌》中的“绵州江水之东津，鲂鱼鱍鱍色胜银。渔人漾舟沉大网，截江一拥数百鳞”记述了当地人打渔之俗。《戏作徘谐体遣闷二首》中的“瓦卜传神语，畲田费火耕”和《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中的“点井为盐速，烧畲度地偏”则反映了当地刀耕
曲江一派萧条冷落景象，烘托了诗人失意寂寞的心情。
安史之乱以后，由于时局动乱，关中饥荒，加上政治上的打击，杜甫于乾元二年（759）辞官，携家逃难，经秦州、同谷等地，最后到达蜀地。杜甫于途中写作的诗歌，如实反映了当地的地域特点，同时战争肆虐，国破家亡，政治理想的幻灭，使杜甫的诗风更加稳健，摹物状景也显得悲怆。
陇右地域辽阔，地形复杂，气候恶劣，山险水奇。杜甫在由秦入蜀的两组纪行诗以旅途的先后为顺序，以沿途的地名为题，写出了逃难途中的山水之奇、行路之难，从而体现了陇右“怪伟特绝”、“突兀宏肆”、“峭拔奇崛”的地域特点，展现了一幅色彩鲜明的蜀道行役图。如“晨发赤谷亭，险艰方自兹。乱石无改辙，我车已载脂。山深苦多风，落日童稚饥。悄然村墟迥，烟火何由追”（《赤谷》），“山风吹游子，缥缈乘险绝。峡形藏堂隆，壁色立精铁”（《铁堂峡》），“连峰积长阴，白日递隐见。飕飕林响交，惨惨石状变”（《积草岭》），生动地刻画出陇右蜀道的险峭，显现出它们险恶、艰难的一面，反映了旅途的艰辛。
杜甫入蜀之后主要居住在成都西郊的浣花溪畔草堂，杜甫写了许多田园诗歌，反映了自己所处的成都平原极富有地方特色的乡村田园风光。如《泛溪》中“落景下高堂，进州泛回溪。谁谓筑居小？未尽乔木西。远郊信荒僻，秋色有馀凄。练练峰上雪，纤纤云表霓。童戏左右岸，罟弋毕提携。翻倒荷芰乱，指挥径路迷”描绘了浣花溪上的风景。 “糁径杨花铺白毡，点溪荷叶叠青钱。笋根稚子无人见，沙上凫雏傍母眠”（《绝句漫兴九首其七》），“田舍清江曲，柴门古道旁。草深迷市井，地僻懒衣裳。杨柳枝枝弱，枇杷对对香。鸬鹚西日照，晒翅满渔梁”（《田舍》）等，都描绘了极富有地方特色的乡村田园风光，展现了杜甫在草堂的生活。

二、杜诗中不同的风俗民情

杜甫的诗歌不仅描写了各地不同的地域景观，而且也对各地人们不同的风俗习惯和生产生活进行了大量的描摹，从杜甫诗歌中我们可以挖掘出唐代不同地域的乡风民俗。
杜甫在长安时所作的一些诗篇，反映了当时都城的生活和农耕地区的地域文化。如“青蛾皓齿在楼船，横笛短萧悲远天”（《城西陂泛舟》）反映了唐代的冶游之风。“青蛾皓齿”代指楼船上源于：毕业设计论文范文www.7ctime.com
的官妓，当时官员携妓宴游是非常平常的事。再如《丽人行》，这首诗虽然主要表达了对杨贵妃兄姐妹们骄奢淫逸的指斥和鞭笞，但客观上也反映了当时上巳节的风俗习惯。《病后过王倚饮赠歌》中的“长安冬葅酸且绿，金城土酥净如练”则反映了京城人们吃腌菜、酥酩的生活习惯。
安史之乱后，杜甫携家逃难，于乾元二年 （759）秋西入秦州。居二月有余，又南下入蜀。杜甫在陇右这段时间所作的许多诗歌都记述了当地人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羌女轻烽隧，胡儿掣骆驼”（《寓目》）说明了当地尚武的风气。《井盐》“卤中草木白，青者官盐烟。官作既有程，煮盐烟在川。汲井岁猾猾，出车日连连。自公斗三百，转致解六千。君子慎此足，小人苦喧闻。我何良叹磋，物理固自然”，以盐井为描写中心，以盐井旁的草木、烟火起兴，叙写盐民制盐，朝廷盘剥，勾勒了当地的井盐生产状况。“野人半巢居”（《五盘》）说的是当地土著居民居于树上的习惯。此外，《捣衣》、《遣兴》、《秦州杂诗》二十首等诗中都或多或少地记录了当地人的习俗，诸如取暖、捣衣、采药等。
杜甫到达蜀地所创作的许多诗篇中也反映了蜀地独特的风俗习惯。如《观打渔歌》中的“绵州江水之东津，鲂鱼鱍鱍色胜银。渔人漾舟沉大网，截江一拥数百鳞”记述了当地人打渔之俗。《戏作徘谐体遣闷二首》中的“瓦卜传神语，畲田费火耕”和《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中的“点井为盐速，烧畲度地偏”则反映了当地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楚山经月火，大旱则斯举。旧俗烧蛟龙，惊惶致雷雨”（《火》），“暴尪或前闻，鞭石非稽古”（《雷》），“家家养乌鬼”“瓦卜传神语”（《戏作徘谐体遣闷二首》）等诗句记录了当地人民求雨、占卜等迷信活动，反映了蜀地巫风弥漫的状况。

三、地域文化对杜甫诗歌创作的影响

杜甫诗歌风格的变化，几乎是与其所处地域的文化背景的变化同步的。十年漫游期间，杜甫游历了不少名山大川，“放荡齐赵间，裘马颇轻狂”的浪漫生活，使他受游侠文化影响，也使他这时期的诗歌带有一定的意气风发的浪漫色彩。《望岳》论文导读：地区的自然和人文特点，表现了诗人流寓生活的艰难困苦和对国家局势、人民生活的关心。这时期的诗中还出现了大量的怪异的意象，反映了诗人理想与现实激烈冲突，表达情感的方式也变得迂回曲折。陇右地域文化和在陇右生活的经历，对杜甫“沉郁顿挫”诗风的形成有着巨大的影响。在流亡陇右和蜀地的十多年中，杜甫虽然心中时常萦绕
中“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画鹰》中的“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体现了诗人的豪情壮志和进取之心。“白刃仇不义，黄金倾有无。杀人红尘里，报答在斯须”（《遣怀》）则表现了诗人的侠义精神。
杜甫初到长安求仕，感受到新鲜的帝都文化，诗作呈现出京华气象，如在长安所作的《饮中八仙歌》，正好体现了这种风格。而仕途的失意和安史之乱的爆发，使杜甫的诗风发生了急剧的转变。当时的唐朝奸臣当道，政治腐败，连年征战，民不聊生，国家繁盛不再。“边庭流血成海水”“千村万落生荆杞”（《兵车行》）生动地描绘了战争背景下的地域状况。“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惜哉瑶池饮，日晏昆仑丘。黄鹤去不息，哀鸣何所投”（《同诸公登慈恩寺塔》）表达了诗人对国家命运的担忧。诗人将地域色彩、国家时势与自身经历相结合，写出了“贫居类村坞，僻近城南楼”，“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等表现社会现状的诗句，逐渐形成了“沉郁顿挫”的诗风。
安史之乱后，杜甫携眷远赴秦州，初冬再移居同谷，不久又踏上了艰难的蜀道。逃亡所经的陇右地区地形复杂，山险水奇，民风粗犷，再加上旅途的漂泊和艰辛，使得杜甫“沉郁顿挫”的诗风更加明显和成熟，形成与早期诗歌迥然不同的艺术风貌。杜甫的陇右诗写出了陇右地区的自然和人文特点，表现了诗人流寓生活的艰难困苦和对国家局势、人民生活的关心。这时期的诗中还出现了大量的怪异的意象，反映了诗人理想与现实激烈冲突，表达情感的方式也变得迂回曲折。陇右地域文化和在陇右生活的经历，对杜甫“沉郁顿挫”诗风的形成有着巨大的影响。
在流亡陇右和蜀地的十多年中，杜甫虽然心中时常萦绕着家国之思，但也创作了许多清新的山水田园诗歌。这些诗歌用萧淡自然的笔调描绘出当地秀美的山水以及当地的风土人情，流露出诗人闲适和幽偏自怡的情趣。如“日出寒山外，江流宿雾中”（《客亭》），“花浓春寺静，竹细野池幽”（《上牛头寺》），“江动月移石，溪虚云傍花。鸟栖知故道，帆过宿谁家？”（《绝句六首》其六）。杜甫的山水诗打上了鲜明的地域色彩的烙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正是当地的地域特色促成了杜诗另一风格特征。如果没有陇蜀独特的山水之态，就不可能形成杜甫清新自然的山水诗。
综上所述，杜甫在不同地域环境下创作的诗歌在内容上呈现出不同的态势，展现了不同的地域景观和风土民情，带有浓厚的地域色彩。同时，各地不同的地域文化也对杜甫的诗歌创作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使杜甫的诗歌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和思想内涵。杜甫诗歌创作体现出了个体与环境的紧紧相融，不同的地域文化中皆有杜甫的身影与足迹，而他对当地景观和风俗的描写和其在不同地域文化下呈现出的不同诗风，都是源自于诗人内心情感与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的强烈共鸣。
参考文献：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4.
[3]陈引驰编校.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4]参见 张忠纲.杜甫在山东行迹交游考辨[J].东岳论丛，2003（7）.
作者简介：刘德浩（1989.3—），男，汉族，山东济宁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2010级研究生，中国古代文学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