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视平等：当今社会紧迫问题-

论文导读：
本次圆桌会议的主题是“当代中国语境下的公正与平等”，我对它的确有兴趣，平时也散乱地读过一点书，中国的外国的都了解一点。我首先想到的是我们的议题。分两个方面：第一，词义方面的问题，公正、平等同公平、正义这些意义相近的词，是否有明确的区分？正义本来是中文固有词，但用来翻译英文justice，而罗尔斯的《正义论》大行其道以后，由于我们没有相应的传统思想资源，结果变成好像中国传统本身没有正义观念似的。我猜议题设计用“公正”，有把公平与正义联系起来的意思，大家关心的不是其中的差异，不是讨论正义的原则或标准这类更学理的问题，而是直接面对既不公平又不正义的现实。谈平等也一样，因为今天的不平等问题太明显了。相关的第二方面，是问题的背景，即在“当前中国语境下”的限定。为什么要定“中国语境”？是因为中国社会对公正（我把它同平等联系起来，需要时才加以分别）有特别的观念，还是中国社会的不公正现实，逼着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
是不公正导致大家对公平有期待或有兴趣，但也有可能是人们对公正有错误的期待，从而有不正确的判断。由此，就可以引出与判断的客观性相关的一组问题来。例如，谁才是进行判断的主体？普通民众，特定的社会阶层，知识分子，还是政府？大家都知道，政府相关部门公布的与民生相关的数据，如涉及住房、就业、收入、物价等问题，网上总引来一片或嘲笑的声浪。它有可能是基于维稳需要的假数据，也可能是真实的但不被信任的数据。问题是，谁更有代表性？当然，理论上我们也不排除，反对者即使代表社会普遍的情绪，也可能基于对公正有不恰当的要求。如有绝对平等（其实是太高）的期待，或是对不公正变得过分敏感。对公正或不公正的感受的变化，有一个幅度问题，它受制于客观条件或主观期望。客观条件是在真实数据上，是否贫富更悬殊，贵贱更对立？主观期望则是人们对不公正的容忍度是否变窄了？后者是同样真实的问题。从道德上讲，容忍度变窄，是不是值得肯定甚至鼓励，在此问题上，左派与的立场会很不一样。但从政治上看，公众的感受是决定性的。在互联网时代，即使没有完整的制度，任何敢于蔑视它的人，包括政治集团甚至政府，代价都可能是付不起的。中东世界政治版图的变化，已经告诫世人了。
假如绝大部分人，甚至包括政府都承认，的确存在严重的不公正，那么我们就需要探究，不公正的根源在哪里？焦点是，究竟是由制度安排造成的，还是制度破坏造成的？它关系到公众对政府责任的认定，或者政府扮演的角色问题。什么是政府的问题？举例说，如果政府推行的制度或政策维护部分社会集团或阶层的利益，或者说，政府本身就是与社会对立的特殊利益集团，都会是社会不公正的根源。想想公务员特别是官员同广大社会成员福利的差别，想想国企靠垄断获取的高额利润以及相关职员同其他普通劳动者工薪收入的差距，想想城市里大量来自农民工家庭的孩子同其他市民的子女社会地位的不同，还用得着复杂的分析才能证明真有制度性的安排造成的不公正吗？此外，还有制度外甚至是破坏制度造成的。例如，水、电等政府控制的物品不按程序规定的涨价，又如欺行霸市的现象。而更为人诟病的是某些官员的腐败触目惊心，千夫所指。虽然它是制度外或反制度的规定产生的，一旦在量（人数）与质（财数）突破一定程度，人们司空见惯以后，它就可能是制度设计或者是政治结构的自然产物了。说到底，它将导向政治的合法性问题。
几乎所有认为社会不公正的人，都假定自己是不公正的受害者。或者倒过来说，这种关于“社会”的观点，是自认为受到伤害者产生的想法。那么，不公正的受害者对不公正本身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这同样值得研究，但不能一概而论。一般来说，除非处于自由的制度之下，多数人在多数情况下，都会采取忍的态度。原因是，一方面，你投诉无门，反抗无力或因此付出更大的代价，从而不敢造次；另一方面，被不公正加害的可能远不是一个人的问题，多数人不愿承受“打出头鸟”的后果，或者想到不是一个人不幸，也是一种宽慰。我们的传统，常被认为是把忍让与克制当成美德的，会不会这也成为大家更容易采取忍的态度的重要原因？也不好说。
但是，另一种类型的反应，也许更值得思考。我得举个例子来说明。我们有一个学生，到别的学校参加聚会，回校时骑了一辆别人的自行车回来，结果被抓住了，说是偷的。大家都纳闷，这个学生平时作为不像会偷东西的人。后来清楚了，他是因为自己的车被别人偷了，而且不是第一次，一气之下，就顺手抓一辆回来。据说辩护还振振有词，丢一辆自行车，去报警谁会理你？可一而再，怒火又找不到喷射的对象，便用同样的手段，偷一辆来补偿。这样做，火是平息了，但也开始了以错对错，以恶对恶的另一种“公平”实现途径。这种心理，不是别人做了不义的事，你对之感到义愤，产生惩恶制恶的冲动，而是觉得自己亏了，得补回来。官场之多，原因之一，是这种吃亏心理在作祟。大家都付出，都有贡献，且都有机会，为何很多人都捞一把，我却不能，不是太亏了么？这也是对不公正或不公平的一种反应。这种反应本来是特殊或畸形的，但扩散开来，就会成为官场文化的一部分。这种不公正的反应，其后果是，整体上进一步加剧社会不公正的状态。它导致的另一种后果，是本来采取忍的态度的大多数人，会变得越来越忍无可忍。没有掌控权力，也说不上有道德约束力的人，同样有可能以报复的方式，向社会要回自己的“公正”。一些“群体性”事件中，某些一哄而上，乘机施行破坏性行为摘自：毕业论文 格式www.7ctime.com
者，我们能说背后没有这种报复性公平的社会心理逻辑在起作用么？
在不公正的社会状态中，除暴力压制外，社会的稳定往往还靠多数遭受不公正对待的人，保持忍的生活态度。但在一个权利意识不断被唤醒，同时又因互相网的出现而信息高速流通扩散的时代，过去有效的维稳手段，效果越来越打折扣了。不公正比贫穷更容易激发失控的反应，如果既贫穷同时又不公正，性质的严重性就更不言而喻。政府与社会中占优势地位的阶层，已到了该正视问题的时候了。有两类关于正义或公正的思想，一种是从休谟到罗尔斯关于分配正义的理论，它的焦点在于解决公正合理的分配原则。这种理论文导读：
想主义的标准研究，我们暂时够不着。因为我们的不正义根本用不着复杂的理论分析来判断，大家几乎是心知肚明的事。另一种正义来自中国传统，孟子说的“诛一夫”或“为匹夫匹妇复仇”那种替天行道的正义，那是千万要避免的现象。现实一点说，不是要求锱铢必较的公正，而是希望减少明显的不公正，特别是制止那种让人无家可归，失去生活的尊严感的违法行为。
从学问的立场看，对问题的研究，大概就是给出公正的规范意义，或者解释今天公众公正意识的形成。至于给出消解危机的方案，简明的或者大而无当的说法，就是必须着手进行政治改革。具体的手段，我想不是学者的事情，而是那些策士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