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议东西方东西方文化冲突中身份建构小结

论文导读：接对异质文化进行反思，要么对本土文化进行反思。”{4}张氏1956年9月发表于美国《记者》双周刊的StaleMates—AShortStorySetintheTimeWhenLoveCametoChina就属于后者。StaleMates发表后不到半年，张爱玲就将其译成《五四遗事——罗文涛三美团圆》，刊登于1957年1月20日台北《文学杂志》。这是一部描写“五四”知
摘 要：才女张爱玲一生都是漂泊不定的流浪者，在不断的放逐中找寻自我。本文以张爱玲自译英文短篇小说Stale Mates— A Short Story Set in the Time When Love Came to China的个案分析，探讨其在异质文化语境中如何借助自译这种对话方式，寻求自我同一性，建构文化身份认同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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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身份 自译 回归
张爱玲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女作家。显赫的家族背景和颇受争议的人生经历使她在中国内地文学史的书写上长期处于被遗忘和忽视的位置。但是，这依然不能掩盖她的“华丽”和她书写过的“传奇”。近年来的“张爱玲”热就是很好的印证。张爱玲研究经历了“三个时期”{1}，都是以她早期的文学创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其翻译或者自译的关注则不甚理想。本文尝试运用文化身份的研究方法关注张爱玲的自译作品。

一、文化身份认同

Identity，即“认同”、“身份”、“同一性”或“自我认同”，最早属于心理学的研究范畴。认同问题的研究经历了从精神分析到文化研究的过程，逐渐扩展到民族身份、社会身份、文化身份、性别身份等具体认同类型的研究。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又可译作文化认同。Hamers& Blanc认为，“个体的文化身份是由复杂文化结构整合进入个体人格并与之相结合而构成的”{2}。也就是说，文化身份是某一社会文化对个体的规定，同时，个体在自我认同过程中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由此一个个体（群体）才能界定自身的文化特点，才能确立自身与世界相处的方向性，否则就会陷入认同危机。这种危机极易发生在各种文化间的碰撞和冲突中。换言之，认同发生在不同的文化接触、碰撞和相互比较的场域中，是个体（群体）面对另一种异于自身存在的东西时，所产生的一种保持自我同一性的反应。另外，荷兰学者瑞恩·赛格期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和文化身份建构》一文中提到，“文化身份应该同时具有固有的‘特征’和理论上的‘建构’之双重含义”{3}。如果文化身份体现民族固有的特征，是对身份的重新建构，那么作家在异质文化语境中如何维系或建构自己的文化身份呢？本文接下来将对此做进一步的探讨。
二、Stale Mates — A Short Story Set in the Time When Love Came to China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张爱玲出走香港，1955年赴美。她一直期望能像林语堂一样用英语创作，在美国闯出一片天地，但异国的冷遇却是她始料未及的。此时，身处异质语境下的女作家，一方面具有华人身份符号，一方面又不断地接受着来自现实生活中西方文化（美国文化）的冲击。在母体文化与客体文化的对峙中，在面对祖国的彷徨中，她无法避免地要面对由此所带来的认同危机，重新思考自我的文化身份。“要么是直接对异质文化进行反思，要么对本土文化进行反思。”{4}张氏1956年9月发表于美国《记者》双周刊的Stale Mates — A Short Story Set in the Time When Love Came to China就属于后者。Stale Mates发表后不到半年，张爱玲就将其译成《五四遗事——罗文涛三美团圆》，刊登于1957年1月20日台北《文学杂志》。这是一部描写“五四”知识青年婚恋题材的短篇小说。张爱玲在英文创作中重写和反思五四运动的历史来寻找自我身份，将其译成中文时，进一步强化了对自我文化身份的诉求。由于“自译是过程的重复”{5}，张爱玲以期在重复自己的过程中找回真正的自己，找寻自己迷失的“根”。

三、精神家园的回归

1. 文学传统的回归 张爱玲成名于20世纪40年代上海“孤岛”时期，作品多以衰败的旧家族、没落贵族和小奸小坏的小市民日常生活为背景。她那些以上海、香港等租界地为中心的都市文学沿袭了中国旧小说的传统，也继承了五四新文学传统对人性深切关注的主题和时代批判精神。Stale Mates 的中译就充分体现了这点。
文章的题眼即标题Stale Mates A Short Story Set in the Time When Love Came to China ，直译的话就是《老搭子——爱情来到中国时的短篇小说》。张爱玲并没有这样直译，而是把Stale Mates改写成《五四遗事》。遗事是“中国笔记小说中重在记事的一类， 往往有补正史之阙作用”{6}。副题也变成仿拟章回小说的回目《罗文涛三美团圆》。标题彻底改写式的处理方式使小说重新回归到到中国古典小说的类型及命名模式。
《五四遗事》不只在小说类型上回归中国传统小说模式，在叙事手法上也回归传统的叙事模式——历史叙事，这与中国小说叙事模式发展中的“史传”传统{7}紧密相关。中译本的历史叙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时间为线索。Stale Mates 中，当罗的母亲得知儿子要与第一任妻子离婚时，“His mother flew into a rage on being told. She would not hear of it.”而在中译本，张爱玲译成“第二天他母亲知道了，大发脾气，不许再提这话。”{8}很显然，译文中增加了表示明确时间概念的词“第二天”。时间线索的增加不仅突显矛盾冲突和塑造人物形象，更主要是推动情节的进一步发展。用时间线索将每个情节串联起来正是中国传统历史叙事的一大特点。《五四遗事》的历史叙事还表现在小说事件发生地点的写实性。“史传”传统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描写社会的真人真事。事件发生地的真实性更能衬托出事件的真实感。张爱玲在中译本中增加了“平湖秋月”{9}（平湖秋月位于白堤西端，濒临外西湖，是杭州西湖十景一。）和“西泠印社”{10}（西泠印社位于浙江省杭州市孤山路31号，是中国成立最早的著名全国性印学社团。）之类代表真实地点的名词，加强作品的真实感。我们不难发现，张爱玲在《五四遗事》中沿袭中国传统小说叙事模式的做法，体现出她积极努力地寻求着文化身份认同，在小说的自论文导读：着“判她（妻子）终身守寡，而且是不名誉的守寡”{13}。依照家族本位主义观念，这也意味着她家人的名誉受损。故而，妻子家人才会愤愤不平，要为她报仇。在西方以个人本位为观念的社会里这是难以想象的。张爱玲在英译StaleMates时就增强了人物的家族本位主义观念，回归中国文化的实际。

四、结语正如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

译中审视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自我和他者，由此完成自身文化身份的确认。2. 中国文化的回归 物质文化是人类物质生产活动方式和产品的总和。张爱玲在《五四遗事》中增加了五四时期风行的女学生发式“前刘海齐眉毛”和装扮“脖子上围着一条白丝巾”，以及她自身擅长的中国传统服饰描写“一条黑华丝葛裙子系得高高的，细腰喇叭袖黑木钻狗牙边雪青绸夹袄”{11}，回归到当时中国人的服饰文化。
社会文化无非是社会群体的心理心态、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处事方式。华夏文化源于农耕文化。在中国几千年来自给自足自然经济条件的影响和封建制度的强化下，家族本位主义观念构筑了华夏文化。
例如：
His wife’s family， the Changs， boiled over with rage. Did he think his wife was an orphan？ Not all the Changs were dead.
他妻子娘家人却气得揎拳掳臂，说：“他们罗家太欺负人。当我们张家人都死光了？”恨不得兴师动众打到罗家，把房子也拆了，那没良心的小鬼即使不在家，也把老太婆拖出来打个半死。{12}（下划线为作者所加）
这一段是描写罗打算与乡下的妻子离婚时妻子家人的态度。上引译文下划线部分就是译者增加的张氏家族集体意识的描写。中国人的生活重心靠“家”，而不见个体。个体却又与家族的命运和荣辱紧密相关。罗提出离婚意味着“判她（妻子）终身守寡，而且是不名誉的守寡”{13}。依照家族本位主义观念，这也意味着她家人的名誉受损。故而，妻子家人才会愤愤不平，要为她报仇。在西方以个人本位为观念的社会里这是难以想象的。张爱玲在英译Stale Mates时就增强了人物的家族本位主义观念，回归中国文化的实际。
四、结语
正如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所说：“为了要证实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不能不求助于古老的记忆。”{14}在边缘书写中，张爱玲正是以自译这种对话方式，再现古老的记忆，寻求和建构自我的文化身份。
{1} 赵新宇.试论张爱玲的翻译[J].枣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2003（2）：11.
{2} Hamers， Josiane & Blanc， Michel. Bilinguality and Bilinguali[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116.
{3} 王宁.文化身份与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建构[J].甘肃社会科学，2002（1）：4.
{4} 黄耀华.《台北人》的历史叙事及文化身份认同[J].华文文学，2001（2）：3.
{5} Fitch，Brain. “The Status of Self-Translation摘自：本科生毕业论文www.7ctime.com
”， Texte

4.1985：117.

{6} 王冠中.中国古代常用文体规范读本：小说[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22.
{7}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8}{9}{10}{11}{12}{13}{14} 张爱玲.张爱玲全集[M].台北：文化出版公司，1995：255，253，262，250，255-256，255，19.
作者：邓燕，硕士，江西理工大学外语外贸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翻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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