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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眼光钱锺书批评世界眼光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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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导读:
钱锺书是学贯中西的大家,声称一贯感兴趣是具体的文学鉴赏。他的文学研究不从概念出发做逻辑推理,而是针对具体现象拈出新意,形成了独具个性的文论话语,体现出鲜明的特征,如世界眼光、自主意识、创新精神等等,对中国当代文论建设在融汇中西、贯通古今等方面具有典范意义。本文梳理论述钱锺书文学批评的世界眼光,以期对当代文论建设有所启示。
钱锺书的文论话语融汇了中、西、印等世界各大文化体系中与文学艺术有关的内容。张文江说“印、西、中乃至文、史、哲相互关涉,乃《管》书之象也。”有人看到《管锥编》以中国古代十部典籍为线索,《谈艺录》以中国古诗为对象,就认为钱锺书的学术研究属于传统国学,援引异域资源只是旁及,只是为了对比和印证,甚至有人视之为搜奇猎巧。比如尽管钱锺书“诠释循环”方法与西方诠释学有明显关系,有人却认为它们之间只是“不谋而合”、“不期而同”的“冥契暗合”;有人认为《管锥编》类同于《日知录》,不同之处在于援引范围扩大到了西洋。对于此类卫护国故之举,钱锺书曾经论及:
“桓谭《桓子新论·言体》第四:‘王翁之残死人,观人五藏,无损于生人,生人恶之者,以残酷示之也。’按即指《汉书·王莽传》中记翟义党王孙庆捕得,莽‘使大医尚方与巧屠共刳剥之,量度五藏,一竹筳导其脉,知所始终,言可以治病’。莽既为人唾骂,刳尸亦成口实。世事如车轮转,清末西学东来,医理有解剖之科,于是抱残守缺之士,欲‘不使外国之学胜于中国,不使后人之学胜于古人’,时复称道莽之此举,‘残酷’下策一变而为格致先鞭焉。如王闓运《湘绮楼日记》同治八年正月十八日引《汉书》而论之曰:‘此英吉利剖视人之法’;张荫桓《三洲日记》光绪十五年八月九日曰:‘近日中国多信西医,记新莽时云云,此则西医之权舆。’”
钱锺书最后评论说:“夫所恶源于:毕业论文致谢格式www.7ctime.com
于‘西法’、‘西人政教’者,意在攘夷也;既以其本出于我,则用夏变夷,原是吾家旧物,不当复恶之矣,而或犹憎弃之自若焉。……卫护国故而恐邦人之见异或迁也,亦援外以入于中,一若反求诸己而不必乞邻者。”
很显然,钱锺书对这种为“不使外国之学胜于中国”而“反求诸己不必乞邻”的做法持否定态度。他自己在研究和著述时则抱有一种世界眼光,对于异域资源与本土资源平等看待,只有对问题和答案之是否新颖、深刻、精妙的关注与考量,没有对它出于何种地域、语言、种族的分别与拈择。他在谈到《谈艺录》的写作时说:“凡所考论,颇采‘二西’之书,以供三隅之反。蓋取资异国,岂徒色乐器用;流布四方,可徵气泽芳臭。故李斯上书,有逐客之谏,郑君序谱,曰‘旁行以观’。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虽宣尼书不过拔提河,每同《七音略序》所慨;而西来意即名‘东土法’,堪譬《借根方说》之言。非作调人,稍通骑驿。”虽然《管锥编》《谈艺录》选择以中国古代诗歌和传统典籍为对象,但并不能因此就认为钱锺书所做工作就是国学研究。杨绛说:“钱锺书在国内外大学攻读外国文学,在大学教书也教外国文学,‘院系调整’后,他也是属于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组的。但他多年被派去做别的工作,以后又借调中国古典文学组,始终未能回外文组工作。他原先打算用英文写一部论外国文学的著作,也始终未能如愿。”钱锺书留下大量读书笔记,经杨绛反复整理,分为三类:一类是外文笔记,共178册三万四千多页,第二类是中文笔记,数量与外文笔记不相上下,第三类是日札即读书心得,“日札基本是用中文写的,杂有大量外文,不论古今中文外,从博雅精深的历代经典名著,到通俗的小说院本,以至村谣俚语,他都互相参考引证,融会贯通,而心有所得,但这点‘心得’还待写成文章,才能成为他的著作。《管锥编》里,在在都是日札里的心得,经发挥充实而写成的文章。”可见,钱锺书学术研究从学科分类而言属于外国文学,而他对中国与异域的学术下过同样深的功夫。
《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中有大半内容是关于域外学术的读书笔记,《七缀集》、《钱锺书英文文集》中主要是关于外国文学以及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这些暂且不论,仅就《管锥编》而言,其中引述了一千多种异域典籍,除了外国文学名家名著,还广泛深入地论及不同学科的多方面内容,如黑格尔的哲学和美学、昆体良的修辞学、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以及达尔文进化论等等论文导读:
著名理论都被反复引证论述,论及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就有关于梦的解析、口误、蛇象男根、压抑导致疾病、“心理之补偿反应”、造艺之幻想、“不亵不笑”、“人处绝境每遁入狂易”、情感心思之“正反相合”、“描述心理唯出拟比,然必时时更易之”等多方面内容。印度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不仅早于西方文化,深广程度也毫不逊色,更在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形成独具特色的禅宗。钱锺书在《管锥编》中论及印度佛学比之论及西学更加频繁,很多时候将中、西、印三种文化连类并举,相互比较,存同辨异。兹略举数例。
如《毛诗正义》“淇奥”一则论“君子亦偶戏谑”,将孔子、释迦和耶稣连类比较:“《述而》状孔子之容止,亦曰‘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然《阳货》记孔子‘莞尔而笑,’于子游有‘前言戏之耳’之谑;《宪问》复载人传公叔文子‘不言不笑’,孔子以为疑;《公冶长》子欲‘乘桴’而谓子路‘无所取材’,郑玄注曰:‘故戏之耳’;《雍也》述孔子谓仲弓曰:‘犁牛之子辟且角’,脱若《论衡·自纪》篇所言,仲弓为伯牛之子,则孔子亦双关名字为戏……释迦则‘恐人言佛不知笑故’而开笑口(安世高译《佛说处处经》说“笑光出者有五因缘之二),且口、眼、举体毛孔皆笑;耶稣又悲世悯人,其容常戚戚,终身不开笑口。方斯二人,孔子‘时然后笑’,较得中道。”
又如《史记会注考证》“魏其武安列传”一则论“首鼠两端”,连类引用《匈奴列传》、《论语》、《世说新语》、《东坡集》、《官场现形记》、《金台纪闻》、《白田草堂存稿》、《论衡》等著作,以及禅宗《法宝坛经》、《杭州径山寺大觉禅师碑》、《南部新书》、《传灯绿》、《五灯会元》、《高僧集》等著作,总结说:“禅人之‘出语尽双’,与仕宦之依违‘两端’(double-think,double-talk),乃语言眷属也”,并以注释方式引用英文、法文等四部著作。最后进一步深入论述说:“执其两端,可得乎中,思辩之道,固所不废,歌德谈艺即以此教人也。”又在对“思辨之道”的注释中连类引用两部英文著作。 再如《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汉文卷四二”一则论“好音以悲哀为主”,引用《韩非子》《史记》《论衡》《文赋》《史记》《古诗十九首》等28种经史典籍和文学作品,又引《长阿含经》《贤愚经》《太子须大拏经》等7种佛经著作,还引莎士比亚、雪莱、列奥巴迪、詹姆斯等10种西方文学、哲学、心理学著作。
钱锺书说:“释典中言道场中陈设,有‘八圆镜各安其方’,又‘取八镜,覆悬虚空,与坛场所安之镜,方面相对,使其形影,重重相涉’;唐之释子借此布置,以为方便,喻示法界事理相融,悬二乃至十镜,交光互影,彼此摄入。”钱锺书是在论述“己思人思己,己见人见己”时说这番话的,认为文学创造中的这种手法和释家道场陈设一样,“亦犹甲镜摄乙镜,而乙镜复摄甲镜之摄乙镜,交互以为层累也。”其实,钱锺书自己在著述时交相引述中、西、印三大文化又何尝不是“交光互影,彼此摄入”。虽然作为解读对象的是中国古代典籍和诗歌,但其实际内容却是融会中外、贯通古今;所讨论的问题在最初被触发时,其源头也许更多来自阅读异域经典的感悟,只不过为著述方便,《管锥编》以中国十部典籍为叙述线索而已,就好像搭戏台的是中国十部典籍,而戏台上唱戏的则是古今中外的众多经典著作,好像道场陈设中的“乙镜复摄甲镜之摄乙镜,交互以为层累”。
注释:
张文江:《管锥编解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9页。
李清良:《钱锺书“诠释循环”辨析》,《文学评论》2007(2)。本人曾撰文对此文观点予以辨驳,见何明星:《钱锺书“诠释循环”与西方诠释学的关系辨析》,《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8(1)。
[3]蒋寅:《请还钱钟书以本来面目》,《南方都市报》1996年11月1日。
[4][9] [10][11] [12]钱锺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86年,第969-970、91-92论文导读:,2003年。钱锺书在《管锥编》中论及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有13处:第228、297、311、488、493、496、52

4、575、666、938、1058、1143页,第五册第128页。上一页123

、349-350、947-949、115页。
[5]钱锺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序”。
[6][7]杨绛:《〈钱锺书手稿集〉序》,载《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商务印书馆,2003年。
[8]钱锺书在《管锥编》中论及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有13处:第228、297、311、488、493、496、524、575、666、938、1058、1143页,第五册第1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