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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口译对话口译员角色困境:如何应对话语双方权利地位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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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导读:
摘 要:本文从口译员职业道德的角度,以医疗对话口译及口译为对象,探讨了在对话口译背景中,口译员在话语双方权利地位极度失衡的状况下面临的困境、扮演的角色以及发挥的功能。
关键词:医疗口译;警局口译;功能;失衡
对话口译员的角色是什么?是“黑匣子”(black box),“喉舌”(voice box),“渠道”(conduit),还是对话过程的“积极参与者”(an active participator)? 不同于同声传译、交替传译,在对话口译情境中,话语双方通常在文化、背景、受教育程度、身份地位等方面有着或大或小的差异。这使得对话口译由单纯的语言层面(metalinguistic),上升到社会语言学范畴(sociolinguistic),这直接导致了译员身份、义务界定的困境。
笔者认为,鉴于对话口译的特殊性,译员的角色应根据不同的口译情境来进行定位。本文将以医疗口译以及司法口译情境中的警局口译为主,从口译员职业道德的角度出发,探讨在这两种情境中,尤其是在话语双方权利地位失衡的背景下,口译员应扮演的角色和起到的作用。

一、医疗口译

在医疗体系的背景中,医生和患者的身份地位通常是不平等的——医生占据绝对的主动权,是这个领域绝对的权威。而相比之下,患者属于弱势群体,大部分患者没有受过医疗培训,对于医学知之甚少,他们在文化、地位、权利、精神层面都屈居于医生之下。在这种地位权利失衡的状况下,口译员是否应该起到弥补地位差异的作用,化身为弱势群体的协助者,以确保整个交流过程的流畅和高效?或者仍然“隐形”(invisibility)、“中立”(impartiality),避免日后卷入医患纠纷?AMITAS(American Medical Interpreters and Translators Association,美国医疗口译及笔译协会)(1997)对口译职业道德规范要求如下(摘录):第一,非评判的态度 (Non-judgemental attitude):译员的功能是辅助医患双方交流。译员不应省略译文,也不应加入译员个人的看法、意见或者判断。第二,患者自主意识 (Client self-determination):患者可能寻求译员的意见……译员不能影响患者或其家人的主张,不能告诉患者或其家人应该怎么做。显而易见,根据医疗体系的道德准则,译员只能作为一个翻译机器。而口译员做到绝对的中立,是否能够实现其社会语言学的功能(sociolinguistic function),使患者与医疗系统进行有效的交流,避免漏诊、误诊的状况?但这样做是否会带来职业风险?以下将通过两个案例来讨论。
案例一:“点头综合征”(Nodding syndrome)
Diaz-Duque (1989)提到了西班牙语病人的“点头综合征”(Nodding syndrome):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病人由于不懂英语,出于害怕、尴尬等原因对医生的提问一律点头的状况。医生由于语言文化差异往往不能分辨“点头综合征”,此时译员若完全遵守职业道德,就可能导致误诊或漏诊;而译员如果主动核实病人病症——或者直接提醒医生核实真相,或者自己进行询问,又违反了职业道德规范。此时译员处在两难的境地。
案例二:提供帮助有风险
一位老年俄国女性患者告诉译员,她的健康保险到期了,“我怎么支付我的医疗费呢?”译员于是陆续向她的主治医师、护士以及诊所职员转达了该患者的问题,没有人做出回答或提供建议。于是,译员就主动引导患者来到诊所的财务处,商议给该患者提供打折服务。有人向诊所的管理部门了译员的行为,诊所终止了与该译员的合同,认为他违反了职业道德 (Kaufert & Putsch, 1997)。Kaufert & Putsch (1997)指出, 译员如果协助患者、代表患者,无疑将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
总之,在医患之间语言不通、权利地位极度失衡的情况下会产生诸多问题,笔者认为,可以考虑对医疗口译的职业道德守则进行适度的修改,让译员起到平衡的功能,使患者在平等的状态下获得最佳的治疗。
二、警局口译:警方 (Police interrogation) 警局口译主要包括警方问询——对证人、目击者等知情人的问询;——对犯罪论文导读:
嫌疑人的。这里主要讨论会话双方冲突最为激烈、差异最为明显的警方对话口译。
警局口译是司法程序中的重要环节,警方中的所有信息都可被用作法庭证据。因此,警局口译对准确度的要求极其严格。这种情境中问答双方的身份地位关系如何? Hale (2007),在《社区口译》(Community Interpreting)中进行了分析。(参看上表)(Hale, 2007:66)
由上图可见,警局口译的环节,口译员面对的是会话双方敌对的紧张状态,这种情况下权利地位极度失衡,弱势方(嫌疑犯)在慌张惊恐之时会对口译员功能做出两种认定:第一,自己的拯救者(sior);可信赖的同胞。第二,警方的帮凶。若译员扮演了“拯救者”的角色,则陷入触犯法律的境地,由中立的口译员变成“从犯”;甚至因为掌握了嫌犯的犯罪证据,受到嫌犯的人身威胁,陷入不可想象的危险境地。若译员站在警方的角度,协同警方对嫌犯进行侦讯,那么口译员就变成了“者”(interrogator),使得侦讯过程中的不平衡加剧,弱势者更加弱势,从而威胁到的公正公平。
因此,警局口译情境中译员应坚守中立的立场,无论对话双方权利地位如何失衡,都不要介入,而是仅仅发挥“喉舌”(voice box)的功能,只有在双方存在明显的文化上的误解时,才向警方进行提醒和说明。
三、结论
对话口译的情境多为医疗、法律等性命攸关的场合,而会话双方权利地位的失衡以及文化背景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使译员的功能似乎不仅仅只是语言翻译那么简单。在上述场景中,笔者认为医疗口译应尽量发挥弥补会话双方差异的力量,使双方达成有效交流;而警局口译虽然面对双方的巨大差异,最佳选择则是尽量保持中立,以确保侦讯结果作为法庭证据递呈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 1] AMITAS.Code of Ethics [ Z]. 1997
[ 2] Diaz-Duque,Ozzie.F.Communication Barriers in Medical Settings: Hispan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 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1989(79):93—102
[ 3] Kaufert, J.M.& Putsch R.W.Com摘自:毕业论文摘要范文www.7ctime.com
munication through Interpreters in Healthcare: Ethical Dilemmas Arising from Differences in Class, Culture, Language and Power [ J].The Journal of Clinical Ethics, 1997, 8 (1): 71—87
[ 4] Hale.S.B.Community Interpreting [ M]. Basingstoke: Palgrace, Macmillan, 2007.
作者简介:林天羽(1983—),女,陕西安康人,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翻译学及应用语言学双硕士,助教,主要研究方向:翻译学及教学法(应用语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