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战略性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分布与创新影响

论文导读：
摘 要：本文通过分析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94个行业、6万余家企业经营的数据，尝试解释如下两个问题：一是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本身的规模分布及其演进的特殊性，二是创新等因素对于产业规模分布和成长的独特塑造作用。研究发现，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规模分布服从对数正态分布，向下偏离齐夫分布，中小企业构成了产业发展的主体，但大企业比较强势、处于支配地位；企业规模分布呈现先提高、后停滞状态，与传统产业存在较大差异，同时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问题尤为突出；创新在规模分布的塑造中起显著作用，进一步使得企业规模偏离齐夫分布，而政府补贴收入和企业进入则减缓了这一趋势。
关键词：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规模分布；技术创新
1000-176X（2013）11-0023-08
对于产业发展状况而言，有一系列的维度和指标可以对其进行经济学刻画，其中既包括总产值、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和从业人数等总量指标，也包括企业规模分布、成长率分布等结构性维度，后者往往能够更为清晰地呈现出产业发展的特点、规律与阶段。本文通过对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分布及创新等影响因素的研究，探寻产业发展的水平与独特性，产业内部的动态变化以及不同因素对产业内企业规模分布与成长的塑造作用，并据此提出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建议。

一、文献综述

1.企业规模分布的类型、经验证据及其经济学内涵

企业规模分布是产业分析的核心命题和重要研究途径，综合之前企业规模分布的相关研究可以得出，分布类型主要包括对数正态分布和帕累托分布两类。具体而言，Gibrat最早提出了企业的对数正态分布，通过对法国的收入分布和制造业企业规模分布的研究发现，企业成长的随机过程导致企业规模近从对数正态分布且比较稳定。其后众多的研究验证了这一观点，Cabral和Mata运用葡萄牙制造企业的全部数据，研究发现企业规模分布显著右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向对数正态分布演进。Kaizoji等分析了1995—2003年跨国公司的数据，对日本企业和美国企业的规模分布进行比较，发现美国企业的规模分布近从对数正态分布，而日本企业规模分布的上尾部分服从帕累托分布[3]。
如果考虑到新生企业的样本，帕累托分布比对数正态分布更充分地拟合现实状况。Pareto从大量具体的事实中发现，20%的人占有80%的社会财富，即著名的“二八定律”，收入大于等于某一临界值x的人数N与x的常数次幂成反比，即N=A/（x+b）θ，其中，θ是帕累托指数[4]。将帕累托分布应用到企业规模分布的领域，则意为分布的曲线是右偏的，帕累托指数也成为考察企业规模分布的指标。Simon和Bonini对美国企业500强的研究表明，企业规模分布（无论在一个产业内，还是在整个经济体内）都是高度右偏的，规模分布的上尾部分近从帕累托分布[5]。Ijiri和Simon基于美国制造业和采矿业的数据发现帕累托曲线不仅可以近似拟合企业规模的数据，而且可以拟合很多其它的经济和非经济的偏态分布[6]。Marsili采用荷兰1978—1998年制造业的数据，发现规模分布是高度右偏的，近从帕累托分布，如果伴随经济衰退，各类规模企业的流动性将会提高，导致帕累托分布的斜率更大[7]。
Zipf完善了帕累托分布的规律，以城市人口规模为指标对城市进行降序排列，发现发达国家的城市人口规模不仅服从帕累托分布，而且帕累托指数θ近似等于1[8]，这一发现被称为“齐夫定律”。θ偏离1时，θ越小，企业规模分布越不均匀；θ越接近于1，则企业规模分布越均匀。Axtell研究发现美国纳税企业全体样本的企业规模均服从齐夫分布[9]。Fujiwara等运用45个欧洲国家的企业数据，发现企业规模分布的上尾部分服从齐夫分布[10]。Gabaix等对美国企业500强的研究表明其分布也服从齐夫分布[11]。
在国内的研究中，石建中运用2004—2007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数据，研究发现中国工业企业规模分布大体上服从对数正态分布[12]。杨其静等通过估计1999—2005年中国各省各年度工业企业规模分布的帕累托指数，发现中国各省的企业规模分布状态都普遍比较严重地偏离齐夫分布，即大型企业在各省占据显著的优势位置而中小企业发展不足[13]。
那么不同的企业规模分布，体现出的产业现实内涵是论文导读：企业的创新活动越活跃，创新能力越强。（2）行业集中度（IC）（3）国有化程度（OSD）由于国企的规模优势，可能会对其它企业，尤上一页123456下一页
什么呢？一般而言，对数正态分布和帕累托分布都属于不均衡分布，在对数正态分布中，强调中小企业的重要性，大企业数量在行业中所占比重在10%以内，产业发展以中小企业为主导；在帕累托分布中，突出强调大企业的重要性，大企业数量在行业中所占比重超过20%，对产业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同时，齐夫分布是帕累托分布的一种特殊形式，呈现出企业规模均匀分布的理想状态。齐夫分布的模型假设研究主体的成长是一个自然的随机过程，即只有在相对自然的环境中，规模不等的企业在数量和相对规模上才会表现出齐夫分布状态。Axtell[9]、Gabaix[11]、Luttmer等[14]指出在市场经济发达、政府管制较少的美国等发达国家，企业规模分布的帕累托指数近似等于1。与此相反，当政府管制较多、妨碍自由竞争的因素较多时，帕累托指数就会偏离1。因此，齐夫分布通常是推断市场是否是自由竞争的指标。然而，齐夫分布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最优的，特别是对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尚未完成的中国而言。

2.影响企业规模分布的因素

Schumpeter认为技术创新是市场结构的决定性因素，这一有关创新与企业规模的论述被归结为“熊彼特假说”，即独立的新型小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和主要组织形式，并终将过渡为大型一体化官僚型大企业[15]。Dasgupta和Stiglitz指出特定技术是企业规模分布的决定性因素[16]。Bottazzi等基于世界制药企业150强的研究发现，创新在实质上驱动着细分市场的演变，创新、模仿和新市场的持续开拓共同塑造源于：毕业论文指导记录www.7ctime.com
了制药产业的市场结构长期演变[17]。Marsili使用荷兰制造企业数据发现技术因素影响着企业规模分布，技术能够使产业“自我组织”的特征发生改变[18]。在国内的研究中，施培公认为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随企业规模的增大先呈上升趋势，后呈下降趋势，因而企业应保持适度规模以保证强大的创新能力[19]。马宁等使用960家高新技术企业的数据，分析了中国高新技术企业规模与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发现高新技术企业R&D强度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大呈阶梯下降趋势，同时创新强度大体呈现“凸U”型分布，相当一部分小型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效率较低[20]。 摘自：毕业论文www.7ctime.com
本文选取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和食品制造业作为传统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比较。运用2009年战略性新兴产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和食品制造业的全体企业样本数据，从标准差、偏度和峰度来分析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的差异。由于各企业的资产数值比较大，因此对企业资产取自然对数，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标准差较大，说明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各企业的规模与其平均值之间差异较大，而两个传统产业的企业规模与平均值差距相对较小。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偏度大于0，分布呈右偏态，数据位于均值左侧的比右侧的多，右侧的尾部相对于左侧的尾部要长，表明战略性新兴产业中有较多企业的规模小于平均值，并且相对于两个传统产业，中小企业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作用更为突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峰度最大且大于3，具有过度的峰度，说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分布比传统产业的分布陡峭，即规模分布更为集中。

三、创新等因素对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分布的影响

1.影响企业规模分布的因素

（1）创新（INV）
创新通过影响企业的生存成长不断塑造企业规模结构的变迁。衡量创新活动的指标通常包括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两个方面，创新投入主要以研发投入来衡量，创新产出主要以新产品产值、专利数等来衡量。这里使用新产品产出率来代表创新，新产品产出率（INV）=新产品产值/工业总产值。新产品产出率越高，表示企业的创新活动越活跃，创新能力越强。
（2）行业集中度（IC）
（3）国有化程度（OSD）
由于国企的规模优势，可能会对其它企业，尤论文导读：中小企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第二，行业集中度和国有化程度的系数为负且显著，表明行业集中度和国有化程度的提高会使企业规模偏离齐夫分布。行业集中度的提高，会使大型企业的市场占有率更高，大型企业在市场占据绝对优势的地位，容易形成寡头垄断市场，使企业规模分布更加不均衡，导致效率的降低和社会福利水平的下降。同样，
其是民营企业的成长产生较大的限制，从而使企业规模分布的状态发生变化。根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控股情况”计算国有企业比例，即xi/Xi，xi表示行业中的国有企业数量，Xi表示行业中的所有企业数量。
（4）政府补贴收入（GS）
政府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财政投入直接影响到产业发展水平，同时也通过“光环效应”、“信号效应”对企业的融资成长产生间接影响（郭晓丹，何文韬，2011），进而产生企业规模分布的变化。这里用行业的“补贴收入”表示政府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各行业的财政支出，同时对政府补贴收入取自然对数。
（5）企业进入率（EN）
战略性新兴产业由于受政策引导的影响，经常出现大批企业追逐进入的局面，行业的企业进入率会对规模分布产生较大影响。如果进入率较高，产业的市场主体增多规模扩大，并且新进入者会对在位企业产生一定的影响，导致规模分布发生变化。这里的企业进入率用（当年企业数-上年企业数）/上年企业数测量。

2.变量和模型设定

本文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选取战略性新兴产业94个子行业的企业样本，分行业对这些样本进行加总，得到94个具有完整数据的行业样本，样本数658个。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企业规模分布状况受到创新、行业集中度、国有化程度、政府补贴收入和企业进入率的影响，如表4所示。
（1）描述性统计
由表5可以看出，lnGSit的标准差最大，说明行业补贴收入的大部分数值与其平均值之间差异较大；而PARit的标准差最小，说明帕累托指数的大部分数值与其平均值之间差异较小。PARit的偏度小于0，分布呈左偏态，数据位于均值右边的比左边的多，左边的尾部相对于右边的尾部要长，表明有较多行业的帕累托指数大于平均值。INVit的偏度最大且大于0，分布呈右偏态，有较多行业的新产品产出率小于平均值，表明有较多行业存在创新不足的问题。6个变量的峰度均大于3，表明这6个变量的分布都比正态分布陡峭，其中INVit的峰度最大，说明新产品产出率的分布更为集中。
由于INVit的标准差较小，偏度最大且大于0，峰度最大且远大于3，因此大部分行业的新产品产出率小于平均值且分布比较集中，说明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存在创造能力不强、创新不足的问题。
企业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生力军，近些年来中国在新兴领域取得的重要技术突破，许多来源于民营科技企业，特别是广大的中小型企业。这表明中小企业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部门应大力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第二，行业集中度和国有化程度的系数为负且显著，表明行业集中度和国有化程度的提高会使企业规模偏离齐夫分布。行业集中度的提高，会使大型企业的市场占有率更高，大型企业在市场占据绝对优势的地位，容易形成寡头垄断市场，使企业规模分布更加不均衡，导致效率的降低和社会福利水平的下降。同样，国企集中于大型企业，国有化程度的提高，则国企在市场上的控制力进一步增强，对其他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产生较大的限制作用。行业集中度和国有化程度的提高，会使大型企业的规模更大，数量更多，大型企业强势，企业规模分布不均匀的状态更加明显。
第三，政府补贴收入的系数为正且显著，企业进入率的系数为正但是不显著，表明随着政府补贴收入和企业进入率的增大，各行业的帕累托指数逐步上升，使企业规模分布接近齐夫分布。企业进入率的提高，使得行业规模扩大，中小企业数量增多，中小企业通过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来获得较快增长，使帕累托指数缓慢增长。政府补贴收入和企业进入率的提高，使得中小企业快速成长，大型企业数量较少，规模相对变小，即大型企业弱势，企业规模分布更加均匀。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研究发现，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分布服从对数正态分布，向下偏离齐夫分布，中小企业在产业发展中起主导作用，但大企业比较强势，与传统产业呈现出较大差异；创新在规模分布的塑造中起到显著作用，进一步使得企业规模偏离齐夫分布，而政府补贴收入和企业进入则减缓了这一趋势。通过对研究结论的分析，我们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下一步发展政策的制定应考虑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1.战略性新兴产业不必追求最优均衡分布，但仍需强化中小企业的竞争力与发展活力论文导读：.Simon，H.A.，Bonini，C.P.TheSizeDistributionofBusinessFirms.TheAmericanEconomicReview，1958，48（4）：607-617.Ijiri，Y.，Simon，H.A.InterpretationsofDepartureromParetoCurveFirm-SizeDistribution.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1974，82（2）：315-331.Marsili，O.StabilityandTurb上一页
理论上讲，帕累托指数为1时，产业的企业分布呈现出最优的均衡状态。但这种状态只是衡量产业内部摘自：毕业论文格式模板www.7ctime.com
是否实现完全自由竞争、是否不需政府监管的一种理论状态。在现实的产业发展过程中，大部分的情况都是企业规模分布或多或少地偏离齐夫分布，仅有少量研究发现样本企业规模分布的帕累托指数接近于1，且均发生在市场经济发达、政府管制较少的北美国家。事实上，这种状态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最优的，特别是对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尚未完成的中国而言。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目前仍处于发展的初期，产业基础、产业竞争力和创新能力都相对薄弱，甚至有些产业还无法直接应对市场挑战，尚处于政策性的“保护性空间”当中，因而在这个阶段去追求所谓的最优均衡分布并不合适，大企业强势可能是一段时间以内产业发展的必然。但同时，仍需强化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小企业的竞争力与发展活力，作为构成产业主体的众多中小企业，其生命力才是最终产业发展之源。

2.提高整体创新能力并注意“强者更强，弱者更弱”问题，激发中小企业的创新动力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技术性和高风险性决定了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是产业发展的重要决定因素。目前战略性新兴产业一方面面临着整体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问题也十分突出，国家级的实验室、技术中心和技术人员等大量创新资源都集中于国企和超大型企业，技术创新的政府补贴投入也密集地汇聚于此，加之原有的基础条件优势，大企业一直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中技术创新和转化的主要力量。而本应在技术创新领域最具活力的中小企业，却陷入创新动力缺乏的困境，并未表现出应有的小而专、小而精的特色，在技术创新领域难以发挥作用。中小企业融资成本高企、税费负担过重、实体经济疲弱和企业家投机心理日盛等都是造成这一困境的原因，激发中小企业的创新动力已经成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首要任务之一。
参考文献：
Gibrat，R. Les Inégalités Inegalities[M].Paris：Recueil Sirey， 1931.
Cabral，L. M. B.， Mata，J.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Firm Size Distribution： Facts and Theory[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3，93（4）： 1075-1090.
[3] Kaizoji，T.， Iyetomi，H.， Ikeda，Y. Re-Examination of the Size Distribution of Firms[J]. Evolutionary and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Review， 2006， 2（2）： 183-198.
[4] Pareto，V.The New Theories of Economics[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897，（5）：485-502.
[5] Simon，H.A.，Bonini，C.P.The Size Distribution of Business Firms[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58，48（4）：607-617.
[6] Ijiri，Y.， Simon，H. A.Interpretations of Departures from Pareto Curve Firm-Size Distribution[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74，82（2）：315-331.
[7] Marsili，O. Stability and Turb论文导读：eter，J.CreativeDestruction.Schumpter，J.Capitali，SocialiandDemocracy.NowYork：Harper，1975.82-85.Dasgupta，P.，Stiglitz，J.IndustrialStructureandtheNatureofInnovativeActivity.TheEconomicsJournal，1980，90（358）：266-293.Bottazzi，G.，Dosi，G.，Lippi，M.，Pammolli，F.，Riccaboni，M
ulence in the Size Distribution of Firms： Evidence from Dutch Manufacturing[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Economics， 2006， 20（2）： 255-272.
[8] Zipf，G. K. Human Behiour and the Principle of Least-Effort[M]. Cambridge：Addison-Wesley Press， 1949.
[9] Axtell，R.L. Zipf Distribution of US Firm Sizes[J]. Science， 2001，293（5536）： 1818-1820.
[10] Fujiwara，Y.， Di，G. C.， Aoyama，H.，Gaclegati，M.，Souma，W.Do Pareto-Zipf and Gibrat Laws Hold True？ An Analysis with European Firms[J]. Physica A： Statistical Mechanics and its Applications， 2004， 335（1）： 197-216.
[11] Gabaix，X.， Gopikrishnan，P.， Plerou，V.Quantifying and Understanding the Economics of Large Financial Movements[J].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 2008， 32（1）： 303-319.
[12] 石建中. 中国企业规模分布的形态与特征分析[J]. 华东经济管理，2010，（12）：16-19.
[13] 杨其静，李小斌，方明月. 市场、政府与企业规模分布——一个经验研究[J]. 世界经济文汇，2010，（1）.
[14] Luttmer，E. G.J. Selection， Growth， and the Size Distribution of Firms[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7， 122（3）： 1103-1144.
[15] Schumpeter，J. Creative Destruction[A]. Schumpter，J.Capitali， Sociali and Democracy[C].Now York：Harper，197

5.82-8

[16] Dasgupta，P. ， Stiglitz，J.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he Nature of Innovative Activity[J].The Economics Journal，1980，90（358）：266-293.
[17] Bottazzi，G.， Dosi ，G.， Lippi，M.， Pammolli，F. ， Riccaboni，M.Innovation and Corporate Growth in the Evolution of the Drug Industry[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2001，19（7）：1161-1187.
[18] Marsili，O. Technology and the Size Distribution of Firms： Evidence from Dutch Manufacturing[J]. Review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2005， 27（4）： 303-328.
[19] 施培公. 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1995，（5）.
[20] 马宁，官建成，高柏杨. 我国高新技术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J]. 管理科学学报，2001，（2）.论文导读：上一页123456
[3]